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已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之。所谓建没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骨干企业，发展国营工业。办好已有的国营工业和发展国营工业，都必须依靠国营经济，依靠国家力量。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是一个大国。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没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承担的。当时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其一，民族资本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五分之一。民族资本工业又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民族资本工业企业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难以独立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其二，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要真正发挥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力量，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改善其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其产品的质量，使其按照国家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不断积累资金等，彻底改变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能力十分有限的状况。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本身生产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通过“五反”运动，更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

1950年以后，在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土地改革后，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在一个时期有过较大发展。1949年至1952年，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是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耕地较少，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到1953年至1954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问题在于，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新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生产，实行分工制度发展多种经营等等，农民都面临很大困难，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户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所以，如果不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事实上，土改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就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探索组织起来的途径，开始有了互助合作的实践。这就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此时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展和城镇工矿区人口的迅速增加，既要求增产粮食，有足够的商品粮供应城镇工矿；还要求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4月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东北和西北开荒，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收获不大。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长，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大量旱地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关键都在于水利。“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是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困难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开始有了贫富分化。根据这个实际，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于是，土改之后，互助组很快在广大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

互助组能否再前进一步呢?毛泽东调查研究后指出：既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不用蒸汽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的合作社，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的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发扬起了两种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这种积极性；但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国家从1953年起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既保证了人民对粮棉油的需要，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总结互助合作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逐步过渡，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农业合作化的前期，发展是健康的。到1954年底，互助组发展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合作社80％以上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争论。1955年夏季，党内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争论。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但报告不点名地错误指责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划脚的“小脚女人”，从而将正常的观点争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但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积极推进。

区别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把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其统治，在经济上没收其资本。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则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改造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土义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多种联系。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厂生产领域。此时，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1954年1月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这些企业中，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四分之一，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同年，在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足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是马恩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拟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赎买，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绝大多数资本家公开表示接受这种方法。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有许多人担负了一定领导职务。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经营管理的特长，又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国家还安排他们学习和各地参观访问，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