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向西方大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战后主要矛盾则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复杂化。

第四是革命任务发生变化，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革命的性质也由传统的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通过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被迫转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1）区别：主体、内容不一样

前者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地位和状态，是要充分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解决生产力问题。

（2）联系：完成第一大任务是为第二大任务完成创造条件

一方面，前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买办和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我们也承认，西方殖民势力统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按自己面貌和意图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如说，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些管理经验和某些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再如，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维护侵略权益，以及满足再生产的需要，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毫无疑问，这些在客观上会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殖民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但是，绝对不能过分夸大殖民统治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如前面所说，把殖民统治看作是传播文明的天使，看作是引领历史前进的先贤，看作救世主。因为，更本质的是殖民统治者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目的绝不是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也绝不容许这些地区真正走上现代化，以至于让它们由自己的经济附庸变成自己的经济竞争者，我们且不说殖民统治者在殖民掠夺中带给这些国家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通过战争赔款，投资利润，以及欺诈贸易等等攫取的大量财富，仅仅从强迫订立的各种条约，它们取得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就象一根根巨大的绳索，把被压迫民族捆绑得死死的，扼杀了这些民族新政治新经济的生机与活力，无耻剥夺了这些国家地区生存发展的权利。因此，殖民主义的本质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民族国家和落后地区，将它们变成附从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本质必然要对落后民族国家地区带来灾难。

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来看，殖民侵略并没真正实现落后地区走向现代化。殖民者来中国的主观目的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是“为极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绝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来帮助中国发展，殖民者如强盗一般在中国烧杀抢掠、走私鸦片、贩卖人口、掠夺资源、发动战火，极其野蛮无耻。从客观效果上看，尽管殖民侵略使中国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它的殖民过程并没有使中国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反而为了其自身的殖民利益，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又刻意扶持保留腐朽的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道路。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的殖民侵略，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了亡国灭种的境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国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和走向现代化的拦路虎和最大障碍！注意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论断。

一个国家要得到正常发展，必须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而不是感谢殖民统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美化侵略的思潮，有人甚至感叹，中国要发展，再被西方殖民150年甚至300年也不为过。有人认为，可惜中国没能像香港那样变成殖民地，说中国要富强，先得被殖民150年不为过。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香港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由多个特殊历史条件构成的。世界上曾经的那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成了现代化国家了吗？印度并没有因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而成为现代化国家。殖民主义造成的历史后果：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历史上的殖民地国家。他们今天的贫穷与落后，正是当年殖民主义疯狂掠夺和血腥榨取的结果。不仅如此，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今天仍然严重困扰着这些国家的人民，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制约和障碍。德国《民进周刊》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讲“现在非洲后殖民遗留问题仍有许多，当年的殖民者应该要为此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推翻殖民主义统治才能发展，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一个规律。所以二战以后，民族独立成为历史潮流，为什么脱离殖民统治，就是因为殖民统治不正常。一个国家要得到正常发展，必须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14年（1851——1864），波及18个省。其兴衰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酝酿阶段（1843年至1850年）：1843年，洪秀全开始拜上帝，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普世平等思想及教规仪式，创立拜上帝教，组织发动群众。起义阶段（1851年1月至12月）：1851年1月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12月“永安建制”，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封了很多王。转战定都：（1852年4月至1853年3月）1852年4月北出广西，转战湘鄂。1853年1月攻占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军事全盛阶段（1853年至1856年6月）：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兵临天津逼北京，控制鄂、赣、皖、苏大片地区；危局苦斗阶段（1856年9月至1863年12月）：1856年9月发生“天京事变”，成为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之后太平军虽破江南江北大营，取得三和大捷，还在江浙建立了根据地，仍无法挽回颓势。失败（1863年12月至1864年7月）：1864年1月安庆失守。“天京保卫战”，同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陷落，湘军屠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

客观原因：反动势力异常强大。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共同镇压。清军、湘军、淮军、洋枪队、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借师助剿”）。主观原因：无法克服农民阶级固有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没有办法克服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的阶级，但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一次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救运动。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阶级属性和运动性质决定他们只能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希望学习西方以自强，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双重的迫切需要以及自身阶级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向西方学习只能限于“师夷长技”的物质技术层面，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只有求得国家独立，才能从容地建设现代化；洋务改革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才能成功。“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只有革命，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建设现代化；改革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才能成功。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只是昙花一现，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争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从客观方面上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对象和市场的。因此他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次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以至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毛泽东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能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黄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将改造社会的重任寄予青年，将杂志命名为《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却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发出了：“国人若欲摆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呼唤，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

基本口号：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以此概括西方文明的精神。此时所讲的民主，既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科学，既指科学的思想、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思想武器：进化论和个性解放思想。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以前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道统孔学，“打倒孔家店”成为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口号。尊孔与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斗争的焦点，成为观念革命的起点。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新青年之所以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批判孔学，破旧揭丑，主旨是要打破孔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动摇孔学在中国观念形态领域中的绝对权威，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促使人们“思想的解放”，并非要否定孔学。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以新的视角对封建礼教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入骨的批判，掷出了第一支投枪。“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旧制度、旧民俗、旧礼教的批判，给了封建政治和思想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加速了人民的觉醒，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冲破夷夏之辨、中体西用的束缚，放眼世界，大胆拿来，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如晨曦照亮了黑沉沉的旧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吸收新思想，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思想和认识方法上存在着缺陷。首先，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没有提供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其次，将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地位，而忽略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以为无须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只靠在观念形态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能改造国民性；改造了国民性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其实，就结构制度的系统分析尤其是方法论意义而言，与其要人改变国民性，不如让人改造社会制度。制度变了人就不得不改变。再者，运动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形式主义的偏向，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绝对对立起来，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处理。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一，倡导者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来自西方思想武库，但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暴露了致命缺陷——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一战以极端方式深入暴露了这种矛盾，引发了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寄希望于西方的中国人的希望破灭了。战后欧洲的惨象和西方文明的堕落，使倡导者们产生避害意识，觉得科学进步非但没能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开始失望、惶恐和愤慨，资本主义已经破产的观念渐入人心。第二，大战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危机。李大钊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大失颜面。欧人自己对其文明之真假也不得不加以反省。1918年10月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梁启超怀着困惑前往欧洲考察，一是为自己求点学问，看看这场空前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二是开拓眼界。他目睹了欧洲所遭受的战争摧残和灾难，深受战后欧洲的破败和贫困。欧人用潮湿的木柴和煤渣取暖，食物仅够果腹而已。还感到了西方思想界浓郁的悲观主义。他在《欧游星云录》中说：“全社会人都陷入了怀疑、沉闷、危机之中，好像失了罗盘的海船遇到了风暴，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所遇到的法国思想家和其他人也是种种的怀疑和失望。弥漫着“世纪末”情绪，即世界濒临灭绝时的情绪。连西方人自己都怀疑了，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呢？第三，学习西方一再碰壁，使得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更大怀疑。中国自19世纪下半叶思想领域开始激荡，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斗不止，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失败与希望、保守与创新循环往复，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曲折痛苦的年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概括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先生老师要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种痛苦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就会寻找新的出路，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土壤。

以上各种原因，再加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就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1918年他就意识到，“东洋文明衰败于竞争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以渡世危崖”。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怀疑只是说明后来转向的必然性。为什么转向东方，转向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

第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指导自己走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似的俄国，这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亲和力。十月革命证明，物质文明落后并不阻止社会主义之进行，落后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走自己国家解放之路，这使彷徨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第二，苏俄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吸引中国先进分子向往社会主义。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启示。董必武：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真的是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让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因为我们从俄国的经验中借鉴了搞群众运动的方法。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活动中，列宁在全部497票中，得到227票，高踞榜首，得票率46%。比第二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多了176票。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真实动力与接受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建国方案的反复分析比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选择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这之前，人们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在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中徘徊，如今，死胡同被十月革命摧毁了，人们看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1．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斗争方式全新、波及全国、第一次由工人、学生和市民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全新方式：广泛动员、组织各阶级阶层群众联合进行斗争。

2．爱国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开始时学生行动是自发的，后来陈独秀、李大钊通过学生社团学生对运动及时指导和推动，整个运动变得有组织，而且把这场运动坚持到了胜利。

3．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以巨大的热情和规模参加到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给予反动统治阶级以强有力的打击。

“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的广大青年，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江泽民1998.5.4）。继承五四传统，要做到四个统一：学习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1.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百家争鸣和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试验及失败，表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才能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找到出路。

2.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论战，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阵地，使更多的人认识并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3.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斗争中自觉运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一方面注意同中国的实际结合，提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等重要思想。

4.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地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地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1927年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上山”就是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发起暴动和起义。八七会议上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瞿秋白曾提出让他留在中央工作，但他主动提出要到乡村、到山里去结交几个绿林朋友。是大量革命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发布的第二个《土地法》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前一特点规定，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的农村，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开始并取得胜利。其三，半殖民地的中国城乡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问题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半殖民地的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以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地方性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形成了军阀割据和统治集团的不统一的局面。这就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缝隙。

后一特点规定，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使得共产党人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就在于：第一，他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善于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概括，从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第二，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国情和经验教训。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判了教条主义，阐明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表现了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存在的浓厚“左”倾情绪始终没能得到认真清理。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第三，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共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使整个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第四，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际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曾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再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严重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从战争的性质上看，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侵略、压迫、奴役的战争。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夺中国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甚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到了惨重破坏，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是得道的；日本侵华是非正义的、野蛮的、侵略战争，是失道的。

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坚持抗战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策略和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正面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三分之二以上兵力，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不仅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国民党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并存在利用暂时的抵御换取日方妥协的思想，因而导致正面战场的溃败，使大面积的国土沦入敌手。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广大爱国官兵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空前的爱国激情和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正面战场起到了维系全国抗战的作用，但在抗战各个阶段中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能够积极抗战；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1）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2）促进了中国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4）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战争性质上看，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一场决死战争，中国的抗战是抵御日本侵略的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而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是极其野蛮的、充满掠夺和屠杀的罪恶的战争。

从战争结果上看，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铸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与敌人殊死搏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历史证明，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只要实行全民动员，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严重丧失人心。抗战后期在大后方已经民怨沸腾，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便已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对他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他感到极端的失望。

国民党政府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公然发动全面内战，造成人心的向背。

国民党反动统治很快出现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全面危机，使它迅速走向失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军事上，到全面内战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政治上，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玩弄“改组政府”把戏，并残酷镇压人民，制造多起流血惨案，使其政治欺骗迅速破产。经济上，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恶化。

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伴随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四起，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并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使它陷于全国人民包围之中，其统治迅速崩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发展，就在于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一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党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客观发展的历史必然，既具备了比较充分的客观条件，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衷心拥护。通过这一历史性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战争性质上看，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一场决死战争，中国的抗战是抵御日本侵略的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而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是极其野蛮的、充满掠夺和屠杀的罪恶的战争。

从战争结果上看，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铸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与敌人殊死搏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历史证明，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只要实行全民动员，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严重丧失人心。抗战后期在大后方已经民怨沸腾，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便已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对他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他感到极端的失望。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铺平了道路。

改造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个几亿人目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002年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